无论是儒家、佛家还是道家，都对孝持肯定的态度，从社会的安定、个人的成长和人的本性来说，孝都是每个人从出生就开始面对的一个问题。三教的共识也可以看做是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共识，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讲孝道的民族
“孝”本身是一个会意字。从耂，从子。“耂”字从土从丿，读为“不土”，意为“不耕作”；“子”指儿女。“耂”与“子”联合起来表示“放弃耕作，专心侍候老人”。田间耕作是古代一个农业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但家中老人生病也需要子女花费时间照顾。能够舍弃生业专心侍奉老人就是一种孝。孝不应是一种子女的自我牺牲，而应是爱的艺术，子女要善待自己的父母，父母同样应善待子女，而不是以孝之名去责咎子女，限制子女的自我成长与自我追求。
“教”字从孝从文，对普通百姓的教化，就是孝文化。今天社会的几个大的问题，如诚信缺失、离婚率高等，从根本上说，与一个人在诚实、慎独、宽容、自制等方面的修养是直接相关的，而要培养这些美德，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孝顺。
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人成长的过程中，蒙学是必学科目，一个人在学会诗词之前，先要念《论语）、《三字经》这些基本的读本。而这些读本中最主要的思想就是孝与仁。但是到了近代，由于战争、贸易、竞争等环境的影响。中国人几乎彻底地抛弃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私塾完全被现代化的学校所替代，而传承传统文化的老师被训练有素的教师替代，孩子们所学的既有语言知识也有科学知识，独独缺少了传统的道德方面的教育，加上现代父母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教育方法，不再要求孩子像过去那样对父母之命毕恭毕敬，有的家庭鼓励孩子直呼长辈的名字，觉得那样更加亲切平等，这些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颠覆。本来，吸纳新的文化，学习别人的优点可以帮助我们进步，但是在自我定位就模糊不清的基础上学习别人的文化，或者是不假思索地直接拿来就用，也未必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
当整个社会都面临文化缺失、精神缺失的时候，能有一种坚定的信仰或者是为人中的准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现在多元化的追求允许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渴望的方向发展，要达成共识，回复到像过去一样对帝王的崇拜时期的虔诚盛况已经不可能了，而唯有孝道是适合今天的社会，适合不同追求的人，适合不同成长环境和经济实力的家庭的一味精神良药。如果我们想要恢复真正的文化繁荣，想要成为“文化大国”，那么我们先要认识自己，定位自己。
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说，近代的国人“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这已成事实。传统文化受到彻底地质疑，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以往传统能够赢得民众共同的尊敬和信仰，这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所谓团结，就是众人齐心协力之意。“齐心”即思想统一，“协力”即行动一致，而“齐心正是“协力”的基础。凝聚力即指“齐心”的力量，凝聚力的本质就是思想意识的趋同性，或者说是精神追求。唯有整个民族有共同认可共同尊奉的精神追求，才能够将一盘散沙变成一堵坚固的长城。
从中国的第一本史书《尚书》至今，中国历史没有缺少过记载，更没有出现断代。虽然江山不断更换君主，但他们都遵照前代的传统，继续修史、为政。从井田制到一条鞭法，任何制度的改革都是在前一朝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的。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将传统保存得最好的一个国家，在我们的传统中，很多道德上、生活上的制度都是有章可循的，追根溯源，可以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对传统的认可和信任。就像钱穆所举的例子：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题，还得要在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如在清代两百多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
我们并不是没有传统，但是如今似有还无，传统等待着从故纸堆中走向普通人的生活。孝道文化，也需要重新被拿出来学习和研究，走进我们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中，
重新成为我们真正身体力行的一项文化，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环境的大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