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常在全国各地农村调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不好。他们面临日常照料缺失、疾病困扰和精神寂寞三大主要问题。
这三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老年人之外的社会支持，特别是来自子女的支持。然而，现实状况表明，子女的支持常常缺失或不够。
有些人也许会说，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许多老人愿意这样居住，可以免除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拘束，获得自我安排生活的自由。
可在我看来，除非不得已，没有人愿意这样生活，要这种所谓的“自由”。
由此引发我的思考：为什么老年人得不到支持？或者从另外一个立场上讲，为什么子女不支持父母？
对子女而言，支持父母的背后，从传统来说，就是孝道，从现代来说，就是法理。然而，在当下农村老人赡养问题上，不得不说法不能完全替代孝道。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看到，一些有现代法律意识的父母，一旦走司法渠道，与子女关系可能会进一步紧张，境遇更加窘迫。例如，我在河北东部某地调查时，一位老人多次因为赡养问题起诉几个儿子，其结果是，儿子恨其有“起诉”的“能耐”而更加消极应对。
因此，我们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加强普法教育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意义上的孝道，必须在农村加强宣传，大力提倡，促进亲情回归。
何谓孝道？
传统的儒家学说对此有很好的界定，在儒家的视野里，孝主要包含了三个层次，大孝尊亲，次孝弗辱，其下能养。但是，儒家也有自己的判断，例如，孔子就认为，如果孝仅停留在最低层次的“能养”，这与动物是没什么分别的，因为鸦尚有反哺之义，羊尚有跪乳之恩，而人毕竟是更高级的生灵。
有了这个层次的把握，再讨论当前的孝道状况就比较容易看得清了。
显然，儒家所尊崇的大孝或次孝，在有些人那里已勉为其难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即使最低层次的“能养”，也仿佛越来越成为问题。
事实上，我到过中国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也到过较为贫穷的农村地区，无论富裕还是贫穷，我认为，依当今农村的发展状况和经济水平，都不应该发生类似江汉平原或山西某地这样的惨痛事件。换句话说，在“能养”层面，普遍地应该不是问题。
然而我却的的确确不断亲见亲闻这样的事例。只能说，在经济社会如此飞速发展的今天，在物质财富如此充沛的今天，孝道确实衰落了。
农村孝道衰落的后果，是老人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按照个别地方的畸形观念，“觉悟”较低者，可以无奈而悲惨地“苟延残喘”，“觉悟”较高者，自我了断，以减轻“子女负担”。
可是，农村的孝道为什么会衰落？
从客观上来说，子女有“负担”。自从城市向乡村“开放”后，农村劳动力就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流动，在城市打工并取得一份不错的收入，是农村大多数青壮年的追求。回乡照顾父母，可以承欢膝下，结果却可能是自我生活状况的急转直下。此外，作为孝道的执行主体，农村社会里的中年人，上有老要孝，下有小要养，且关键是，当今中国养小且要养好的负担确实是很重的。在家庭结构变化特别是家庭利益核心化的当下，一些人选择了牺牲更为弱势的群体——老年人。
从主观上来说，养老、顾己和育小三者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负担。老、己、小是三角关系，在市场条件下，前后两者都是弱者，作为相对强者的己，在现代中国家庭结构下，很难向小“下手”，于是一些人就会尽可能缩小在“老”这一主体上的付出，从而尽量增加在“己”与“小”两者上的付出。如此，父可能仍是慈的，子却未必能孝了。
由此观之，孝道的衰落不仅是人性问题，甚至也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深层次看，它还是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性问题。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村传统社会形态、宗族结构解体，个体逐渐能够自主独立，特别是在财产控制上的自主独立，使农村老人丧失了传统的文化保护和制度保护。子代在新的语境下，即使对父母不好，可能也不一定会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孝。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在受儒家传统影响颇大的中国，孝道的衰落，必然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轻则出现老无所医、老无所养和老无所乐，重则出现农村老人自杀。
因此，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必要的。
当前，全社会都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认为，就农村而言，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观念层面，还是具体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弘扬孝道都应该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其机理在于，把孝道作为基本杠杆之一，符合中华文明传统，容易被理解接受，有利于匡正农村社会风气，会对全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古人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想，在当下中国农村，想要化成，孝道当是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因素。（来源：千呼万唤孝道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