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孝道的时候，很多人恐怕会先皱眉头。我们首先想到的总是一些要求子女“不远游”、“哀毁骨立”的苛刻要求，以“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为由拒绝进一步去思考。诚然，城市更欢迎年轻有活力又有创造能力的人，他们很快就能认识新朋友，到到自己适合的工作，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且城市资源紧张，奉养父母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孝道推行起来也确实存在难度。加上现在子女和父母分开住，子女自身的生活压力大，往往自顾不暇，遑论孝道。
今天，我们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许多遗弃老人、因为财产问题而兄弟反目父子决裂的新闻，除了深深的心痛之外，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社会也许比以往更加需要信仰和原则。而对父母长辈、兄弟姊妹的爱惜之情，本身是一种心情自然产生的情感，亲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孝道作为一种伦理思想，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儒学大家梁漱溟先生说，“(孝悌)本来也与礼乐一样…礼乐的根本地方是无声之乐，无体之礼，即生命中之优美文雅。孝悌之根本还是这一个柔和的心理，亦即生命深处之优美文雅”。礼乐原本就是以人之心为源头的，孝悌亦然。
孔子日:“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
子夏日:“三无既得略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
孔子日:“‘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
无论是乐，还是礼，都是用来教化百姓的，只是方式有所不同。音乐当然要用声音来表示，礼仪自然要触及身体，他人有难时应有服丧之举才是常理，但是孔子说“三无”。子夏也和我们一样疑惑，于是又作了进一步的询问。孔子的回答其实是超越了具体的礼乐仪式，将问题引到了关于“礼乐之原”的思考，那就是这三者殊途同归，最后走向的都是心灵的触动。
孔子以《诗经》中的三句话对它们作了解答——礼是从心里出来的，心到情到是最重要的。没有人对百姓说君主很操劳，但心中有数:没有人让你作揖鞠躬，但你自然会去做；邻家有难，虽然未必为之服丧，但就算是爬着也要去救。教化非生硬地指点他人，而是以化为教，是一种随风潜人夜、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和熏陶。
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生命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而家庭是由天伦骨肉关系来的，在家庭骨肉之间特别重情感，而人在感情盛的时候，常常是只看见对方而忘记了自己，所以他能够尊重对方，以对方为重，处处是一种让的精神。因此在所有的礼之中，必须牢记孝梯在其中是最为重要的。
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中国古代的帝王多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必须离职。因特殊原因国家强招丁优的人为官，叫做“夺情”，从名称即可看出，不守孝是何等不近人情。
在今天，绝大多数子女也同样无条件地深爱着父母，但是由于自身从小所受的教育有限，社会生活的压力大，竞争激烈，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比较自私。我们认为古人迂腐而极端，他们的方法难以为今天所用，那么我们看看下面这个故事:
北魏时，房景伯担任清河郡太中。一天，有个老妇人到官府控告儿子不孝，回家后，房景伯跟母亲崔氏谈起这事，并说准备对那个不孝子治罪。崔氏是一个知书达理、颇有头脑的人，她得知情况后，说道:“普通人家子弟没有受过教育，不知孝道，不必过分责怪他们。这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第二天，崔氏派人将老妇人和儿子接到家里，崔氏对不孝子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崔氏每天同老妇人同床睡眠，一同进餐，让不孝子站在堂下，观看房景伯是怎样侍候两位老人的。不到十天，不孝子羞愧难当，承认自己错了，请求与母亲一起回家。崔氏背后对房景伯说:“这人虽然表面上感到羞愧，内心并没有真正悔改。姑且再让他住些日子。”又过了二十几天，不孝子为房景伯的孝顺深深打动，真正有了悔改的诚意，不断向崔氏磕头，答应一定痛改前非，老妇人也替儿子说情，这时崔氏才同意他们母子回家。后来这个不孝子果然成了乡里远近闻名的孝子。
崔氏很聪明，她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仁，其中之一就是孝心。她无所为而为，以身教代替言传，让他心中蛰伏之仁能在外因的触动之下得以彰显。崔氏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在今天就不能用了呢?很显然并非如此。
孟子说，世间不孝有五。四体不勤，不养活父母，一不孝也；耽于下棋喝酒，不养活父母，二不孝也；贪婪财货，溺爱妻子，不养活父母，三不孝也；纵情于声色，
使父母蒙羞，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使父母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五不孝也。这五种不孝的言行是不是只存在于古代呢?
孝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情感，孝道弘扬的也是一种心怀感恩和敬畏的觉悟，这种觉悟在今天不仅需要，而且需要得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