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波
提到儒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和《论语》，但儒家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世世代代文人武将们秉承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积极入世、治国经邦的行动中。儒家能够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有很多的原因，但它能够被人们所接受、传承，最主要在于它对人情人世的认可，对生死鬼神等的现实态度。
中国人喜欢将“家”和“国”并提。生于末世儒门的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既没有团体，又没有个人，有的是什么呢？仅有的就是家庭”。中国人看重家庭生活，依靠伦理组织社会，消除了个人与团体的对立，因此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就是从自己出发，“推己及人”，从自己推广到他人的一层层关系。第一层是自己，然后是父母子女，然后是兄弟姐妹，然后是宗族邻里，最远才是国家天下，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礼记》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这个次序。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事父与事君就是家与国的关系。在反省中国历史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说中国是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而人治正是通过伦理进行的，而伦理即是人情。
这种伦理道德在行为规范上的表现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也就是“礼”。而从根本的地方做起，就应从孝悌开端。
亚圣孟子有言：“于此有人焉，入别孝，出则梯。”也就是说：“入则事亲孝，出则敬长悌。”
梯是顺的意思。只有懂得并且做到了孝顺，才能明白做人的道理。朱子的《弟子规》作为后世启蒙教育的重要读本，开篇即说明：“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将孝悌放在首位，践行好了孝悌之后，再讲究“信”、“爱”、“仁”，有了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再去“学文”。这种顺序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成长的指南，可以说儒门后生的第一课，就是孝悌。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以孝悌为本的生活，仿佛是先把自己化成团和气，然后把家庭化成一团和气，以至于把社会、国家、世界化成一团和气。《孝经》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ー，其中有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成为这样的人，或者是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必然是一种美好的、静谧而沉稳的生活。这也正是传统的中国人向往的一团和气的生活。从孝悌出发，再一层层地推开去。
伦理从孝悌这一点化出，织结成网，横向纳整个社会于内，纵向则贯穿人的一生。不管一个人能够走多远，他所建的功业依然可以根据这条线索走回来。孔子认为武王、周公能够继承先人之志，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这正是孝的最高境界，治国平天下乃是修身齐家的发展和升华，而不是否定。
“口十心思，思父思母思社稷；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恩君。”人之情正是沿着这一顺序蔓延的，心中所思，必先父母而后天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若无最初的那一点光亮，又哪有后来熊熊腾起染红天际的燎原之势呢？儒家为社会构建的一个伦理脉络，粗细各异，但始终以孝悌为本。
然而，自从鲁迅先生将传统社会总结为“吃人的礼教”之后，儒家倡导的一切价值观都曾遭到质疑，人们不免认为，儒家所提倡的孝道，有“装”的成分，也有对子女自身幸福、追求和创造力的各种压抑、毁灭。
礼教产生于儒学占统治地位之后，在宋明“存天理，灭人欲”的时期达到巅峰。儒学是生活之学，源于心，源于生活。礼虽然有一些外在的固定套数，但那是因为人孝的仁心不变，而仁心本身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东西。柔嫩者至刚，只因在面对外在的变故的时候，它能够随之作出反应。而礼教却是单一而僵化的。儒家的生活原本极活泼有趣味，但是经了几千年的结果，成了社会应用的问题，只剩一个僵死的形式——礼教。
《儒林外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玉辉的三女儿死了丈夫，准备自尽殉节。她的公婆惊得泪如雨下，劝她：“自古蝼蚁尚且贫生，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但是她的父亲王玉辉却道：“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自古‘心去意难’。”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知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妻子骂他，他反道：“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女儿绝食的八日里，他依旧看书写字，等候消息。女儿死后，他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几日后去西湖散心，“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王玉辉就是一个典型的被礼教思想毒害的人，他的行为如此不近人情，却认为自己做得对，须知孝悌的根本是生命里面灵活的、自然的一个心情，而不是形式。但是在《二十四孝》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很多自残、自毁以养父母的故事，就已经“走火入魔”到要用外在的形式来证明内在的心情的地步了。不得不说，后来提炼升华出来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中对孝子烈女的各种要求，已经与孔子那时候提出的人之本性相去甚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