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胡泽勇 ：“新乡贤”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摘  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新乡贤”，他们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参与基层民主自治和涵育文明乡风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孝感市孝南区的实践表明，在“正式组织”力量不足，缺少“公共财源”的村庄，充分发掘和利用多元化的“新乡贤”资源建设美丽乡村，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三五”规划纲关于“培育新乡贤文化”精神，因势利导，全方位激活乡贤正能量，让“新乡贤”发挥更大作用，惟有如此，美丽乡村建设才能够常态化和有持续性。

[关键词]“新乡贤”  新农村建设  孝感市孝南区

近年来，由于城镇化的扭曲推进，致使部分乡村沦为荒芜之境。然而，孝感市孝南区坚持“四化同步”的新农村建设道路，在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乡贤文化资源，不仅较好地避免了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村“空壳化”现象，还使传统乡村恢复了吸引力，打造了一大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亮点。2014年，孝南区被评为“全市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先进县市区”。截止2015年，三汊镇一心一村、肖港镇保二村等22个村荣获“孝感市新农村建设先进村”表彰；朋兴乡成功纳入全市唯一的市级“四化同步”示范乡镇建设；陡岗袁湖村等12个村先后被评为“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村”；三汊镇评为“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乡镇”；陡岗袁湖村、新铺镇远大村、新铺镇徐山村、杨店镇柏树村等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肖港镇喜获全国重点镇称号；“袁少敏工作法”入选全国“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法”。2015年全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20元，6个乡镇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城镇化率达61%；实现电话宽带湾湾通、有线电视户户通、公路客车村村通；全区农村参保实现全覆盖，“五保”和低保“应保尽保”，正在朝着“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目标大步迈进。

一、“新乡贤”群体的出现与成因

自古以来，乡贤一直是中国乡村的灵魂，对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有着深刻影响。孝南区作为中国著名的“孝子之乡”，历史上出了不少乡村贤达，孕育了深厚的乡贤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孝南区农村又先后涌现出了数以百、千计的“新乡贤”，他们自愿扎根乡土、回报乡村，成为保证孝南乡村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力量。

孝南区“新乡贤”代表一览表

孝南区农村“新乡贤”人数众多，不胜枚举。从调查摸底的情况看，农村优秀基层干部、优秀企业家、返乡大学生、教师、道德模范等，成为“新乡贤”的主体。“新乡贤”可分为“在场”的乡贤和“不在场”的乡贤两大类，“在场”的乡贤是在村民中脱颖而出榜样人物，他们扎根本土，以自身的修养与能力，引领村民，建设家园。相对而言，“新乡贤”中更多的是“不在场”的乡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从乡村走出去，在外面求学经商，奋斗打拼，但时空仍然难以隔断他们浓浓的乡情乡愁，即使人在外心却在家乡，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家乡的发展，用自己的知识和财富支持家乡建设与发展。多元化表现的当代“新乡贤”，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认可度，在他们身上有着乡村最朴实和进步的因素，是乡村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

当代“新乡贤”群体的产生，是多种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倡导、培育和鼓励、乡贤自身回报乡里的乡愁情怀等是“新乡贤”群体形成的基本原因。

首先，新世纪以来中央启动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美丽乡村的战略部署，是当代“新乡贤”产生的政策基础。为彻底解决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农”问题，2005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想。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长远发展战略。为纠正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偏失不当问题，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打开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培育新乡贤文化，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央新的发展理念和政策召唤，是激发各类“新乡贤”涌现的源头活水。

其次，情感认同是新乡贤投身农村建设的主要动力。“新乡贤”的共性是均有家国情怀。在当代城镇化背景下，尽管有不少的乡村处于严重的解体过程，但是，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村民身上的集体责任感，集体荣誉感尚存，这就为新乡贤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上海杨河实业总公司董事长、孝南区肖港镇杨河人杨光超，无论人在何方，回报桑梓痴心不改。2010年，在接受孝南区政府的“回归”邀请时，他正在与江苏苏州一高新区接洽房产开发事宜，苏州那边每平米造价是3000元，市场价可卖到7000元，而在肖港，每平米的成本价就达1500元左右，市场价不会高过1700元，浓厚的亲情观念让他失去了“理智”，毅然与孝南区肖港镇政府签下5亿元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湖北龙王恨渔具集团董事长、区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周文平二十多年来，为社会捐赠款物累计2000余万元，得知孝南周楼村路难行，周文平捐款20万元，用于周楼村修路。在竣工仪式上，周文平说：我是周楼村的孩子，为周楼社区作出一点微薄之力，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浓浓乡情激发了外出游子对家乡的热爱、眷恋和投资家乡、回报桑梓的心愿，吸引他们积极去参与、支持乃至组织建设美丽乡村的各种事业，实现家乡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共赢。

再次，地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新乡贤，为“新乡贤”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平台。“在外孝感商人回乡创业，亲情、乡情是重要因素。但吸收资本回流的，不仅仅是企业家的乡情，他们更关注企业在孝感的发展环境。”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原孝感市长梁伟年如是说。

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城市化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孝感农村大批精英分子被城市吸收，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却造成农村日益严峻的人才外流现象。为解决农村发展所必须的人力与财力问题，自2007年开始，孝感市根据中央精神，学习和借鉴浙江等地的经验，在充分发挥好现任的一线村委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建设承接在外乡贤人士产业开发及项目投资的环境，让“新乡贤”回乡发展，带动家乡建设。至2016年，孝感市连续评出十届“外出创业十大新闻人物”，推出了200多名外出创业有成、热心回报乡梓的典范和楷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近十多年来，孝南区委、区政府一方面通过评选表彰优秀村干部、农村致富创业能手、道德模范等平台，挖掘在家务农经商创业者中凸显的好人、贤人，通过政策激励、政治激励和荣誉激励为优秀人才提供创业的机会、干事的舞台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回归创业工程”，齐心协力打好乡贤文化牌，重奖有突出贡献的回归企业和个人。镇乡村两级干部也肯下功夫做工作，按照类别、特长进行分类，立卡建档，建立乡贤数据库，积极拜访在外乡贤，通报家乡发展变化、创业环境和优惠政策等，听取他们对家乡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在外老板回家省亲，镇乡村领导必定登门拜访，了解其在外发展情况、家中需要帮助解决的实际困难，视他们如亲人，从而激发大批在外乡贤更加关心家乡、关爱家乡、回报家乡，把反哺之情落实于回归创业之举。

二、“新乡贤”群体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根据本课题组一年来对孝南区所辖8镇3乡“新乡贤”的调查，“新乡贤”在农村重建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新乡贤”拥有技术、资本、信息、市场和人脉等多种资源，能够以项目、资金、信息、智力等形式创业兴业，发展特色经济实体，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快乡村脱贫致富速度，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孝感市双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冷双德，本着“一人富不为富，大家富才是路”的信念，多年来，他创办的企业不但吸纳了3200多名乡亲转移就业，而且造就了众多农民技术工人，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企业家乐子华在孝感市孝南区西河镇建有5000亩生态茶园，在孝南孙桥建有100亩的蔬菜示范园，流转土地10000余亩，常年聘请农民工3.2万人次，涉及周边1000多农户，安置城区下岗失业待业人员50多人，培训农民工3000人次。乐子华先后他建立起种植、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产业链，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农户共同致富，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袁湖村回归创业名人吴斌在该村及周边流转1000多亩地，创办香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带动农民生态化种植，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带动了周边100多位村民脱贫。

二是兴办公共项目和公益事业，促进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在国家资金扶持有限，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脆弱的背景下，孝南区的“新乡贤”通过兴办公共项目和公益事业，极大地提升了农村综合承载能力。基础设施方面如建桥、修路、挖渠、筑坝等，扶贫救灾方面如救助孤寡贫弱，防洪、抗旱、抢险等，文化教育方面如投资硬件设施建设、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等。乐子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捐资100余万元，修路10余公里，投资10余万元，修缮水库塘堰，舒文锦致富不忘家乡发展和建设，先后为家乡陡岗镇抗洪救灾捐款60万元；出资400余万元新建陡岗镇“文锦中心小学”；修路捐款近100余万元。孝南区杨店镇柏树村道士湾、院子湾60户居民，几年前搬进了由该村建筑老板周运华首期捐资500万元兴建的新房中。这些新房前院后庭、整齐有序、建有统一的沼气池、下水道、绿化带和自来水管。西河镇回归创业老板李所涛投资1.6亿元，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并实施迁村腾地，整体搬迁自然湾形式，建设“西河新景园”社区，吸引了大批农民进入园区居住。“新景园”不仅解决了“留守儿童上学难、空巢老人无人管”等问题，拉动了西河集镇经济的发展，还创造了孝南迁村腾地集约发展的新模式。如今，由外出老板捐资建设新农村的“老板模式”正在孝南区普遍推开。

三是参与基层民主自治，协助村“两委”理清发展思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不仅有重建乡村治理秩序的学识、资本，而且很多乡贤都愿意为乡村治理出力。乡贤特有的亲和力和亲缘性在农村“熟人社会”备受敬崇，有一定的话语权。吸引“新乡贤”参与乡村自治，把乡土精英融入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中，可形成基层组织与群众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实现“刚性管理”与“柔性治理”相互协调。自2013 年底以来， 孝南区通过引导乡、村两级组织深化“回归工程”，吸引本土企业家、本村籍在外成功人士、离岗或退休国家干部，通过担任村级“发展顾问” 和“名誉书记”的形式，回归家乡、参与乡村治理，带动村民发展致富。如朋兴乡近几年从企业家、本村籍在外成功人士中选聘25名村级“发展顾问”，并由乡党委统一颁发聘书。黑龙江湖北商会会长、新宏基董事长陈新，成都孝感商会会长、广汉俊坤体育用品公司总经理官铸成分别被聘为朋兴乡七份村、长风村“发展顾问”，他们充分利用资金、技术、信息、人脉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好出点子、传信息、帮就业、引项目、聚人心的作用，帮助村“两委”理清发展思路。目前，全区共有336 名外出能人被选聘担任村级“名誉书记”或“发展顾问”，极大地改善乡村治理的干部结构，提高了决策和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四是凝聚向上向善力量，涵育乡村文明风尚。乡贤之所以能够成为乡贤，他们本身的品格往往也会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而这些正直的道德品格恰恰能够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榜样和典范，是凝聚乡里乡亲、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重铸乡村道德伦理体系的标杆。1993年11月，当兵转业进城8年的袁少敏，经不住老支书苦口婆心的动员，回村竞选，当上村党支部书记。20多年来，袁少敏带领引导群众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成功探索了“理事会+协会”的治村模式。2014年“袁少敏工作法”入选全国“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法”100例。“袁少敏工作法”的成功经验表明，农村中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军人、老模范等，既是各村湾有威信、有影响的人物，又是有一定素质和觉悟的“明白人”，是干群之间沟通的桥梁，以“五老人员”为主体组成的村务理事会和专项协会，在调处邻里矛盾调解村民纠纷方面有威信，群众信任；在传承和弘扬乡村文明、制止不文明行为方面有威严，群众敬畏；在提升农民文化和法律素质，促进公序良俗形成方面有办法，群众认同。到2013年，“袁少敏工作法”已推广到全区100个村，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乡村文明风尚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开发与利用“新乡贤”资源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孝南区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果，体现了“新乡贤”的引领示范作用，然而，深入农村基层调查发现，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新乡贤”作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一是“新乡贤”资源的开发利用还不充分。近年来，孝南区大力推动“回归创业工程”，通过各种途径，初步摸清了全区在外老板的基本情况。截至2014年，全区在外创业成功人士达1200多人，其中，资产过千万元的800多名，而且不乏一些资产过亿元的商界名流。如肖港镇、杨店镇在外务工经商和办实业的成功都多达200多人，新铺籍全镇72名在外成功人士，陡岗镇有74位。对于孝南区新农村建设而言，这是不可多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近年来，“回归创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已有334人返乡创业，过亿企业21家，投资总额88.7亿元。但是，人员和资本“回归”和反哺利用率尚还不到30%，“回归”仍然是现代化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小众行为”。这里面有农村的快速合并和城镇化，维系故乡情的空间载体被蚕食的原因，也有在外乡贤自身对家乡事业发展信心不足和家乡观念比较淡薄的原因，还存在地方工作不足和薄弱环节的问题。因此，“回归创业工程”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二是“新乡贤”资源的利用形式比较单一。乡贤是一种文化现象，不由固定 人员构成，只要愿意为老百姓办事，受到尊重，就是乡贤。优秀村干部、致富创业能手、道德模范、退休返乡或回乡居住的老干部、老教师、老职工等，都是农村发展的领头雁和带头人，都应该加以重视。目前，孝南区在“新乡贤”资源的利用形式上，总体上存在“两重两轻”的问题，表现在：1、“在场”的乡贤少，“不在场”的乡贤多。在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建设极其需要地方精英直接参与，让那些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相对较低，但比较有德行，能够服众的乡村贤达直接参加到乡村建设中来。“不在场”的乡贤虽然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但是，由于他们往往并不生活在乡村，在管理乡村、教化乡民、上情下达等方面并不能完全肩负起乡贤的职能；2、地方政府往往较为重视“富乡贤”，忽视了“文乡贤”、“德乡贤”。重视“富乡贤”虽然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乡贤之“贤”，不仅是物质发展的“贤”，更是道德人格上的“贤”，不管是古代乡贤还是现代乡贤，都应该是有名望的、有德行的，而不应该仅仅是有钱有势的。从乡村建设角度而言，应该“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故不仅要重视“富乡贤”，充分发挥其在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更应该重视地方德高望重的“文化乡贤”，他们可能不是致富能手，但是却在乡村精神文明、文化事业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三是对“新乡贤”在新农村建设中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加强。当前不少村民一切向钱看的心态较重，乡贤除非做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带领村民致富，带活一个村庄，否则很难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在村容治理、家庭冲突时，若有人带头来制止或劝阻，不仅不被接受，反而会被视为多管闲事。现在一些地方干部官本位意识比较强，民本意识淡薄，一些乡镇政府与基层组织对于新乡贤的定位与作用认识不足。尤其是一些村级组织担心“新乡贤”会导致自身在基层话语权与号召力被削弱的心态较为明显。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位回归创业的“新乡贤”带领村组修公路、修家祠，村“两委”虽然认可他在村庄里做出的成绩，但也担心他“另立山头”，对其态度不冷不热，一些热心组织与参与集体事务的村民由此也逐渐心灰意冷。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新乡贤”的作用难以发挥。因此，新乡贤产生的经济土壤与社会组织基础仍然十分薄弱。

四是部分“新乡贤” 沦为家族势力代言人或者黑社会性质头目。 延续上千年的宗法制度使得家族观念在乡土中国显得根深蒂固。所谓“内外有别”，“肥水不流外人田”，任何利益和声望都要尽力归属于本族之人。因此，“差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新乡贤”的桑梓之情和行为逻辑。同样是公益，家族的事情重于村庄的事情，村庄的事情重于乡镇的事情，从而影响了“正能量”的最大发挥。更有甚者，利用自己窃取的道德声誉，以其为掩护，非法攫取乡里的公共资源或侵占他人的合法利益，不但不能起到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反而败坏乡风乡俗。原孝南区朋兴乡胜光村村书记罗某征收国家基本粮田开发度假村，把农民手上的粮田贱卖给开发商，收取开发商给予的好处费，威胁农民不签字的就要他们的命，大部分农民在他的威胁之下被迫签字。肖港镇连某以暴力抢夺河沙资源，掘得“第一桶金”后，向学校和社会团体实施捐助，披上了“慈善家”的外衣，用金钱腐蚀肖港镇农村干部，操控基层政权，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四、新农村建设中进一步开发利用“新乡贤”资源的对策和建议

“新乡贤”是农村宝贵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新乡贤”资源，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现阶段，“新乡贤”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还有待加强，为确保美丽乡村建设能够常态化和有持续性，必须多措并举，充分发挥“新乡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1、深化“回归创业工程”，将更多的在外乡贤“请回来”。在城镇化背景下，让乡贤回乡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持之以恒，而且只能“倡导”不能“强求”，不能搞“一刀切”。因此，市、县（区）、乡（镇）三级党政要坚持把加快推进“回归创业工程”作为加快建设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和重要举措来抓，将开发与利用“新乡贤”资源建设美丽乡村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和领导，落实落细。一要建立健全工作专班和机构，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方式，纵深拓展回归创业工程工作范围和领域；二要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的联谊活动，宣传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优越的投资环境、回归创业的先进典型，通报本地产业政策、发展规划、投资重点和人才、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引导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三要利用传统节假日或适时举办恳谈会、联谊会、经贸洽谈会、项目对接会、发展论坛等活动，激发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的恋乡情结和创业欲望，增强认同感；四要充分依托驻外机构、民间商会、老乡会、同学会的作用，使之成为家乡与外出人员联系的桥梁和引导回归创业的通道；五要依托亲朋好友牵线搭桥，动员亲人回归创业，积极投身家乡新农村建设。

2、创新“农村人才工程”，将更多“在场”乡贤“找出来”。寻找农村乡贤人才，是“农村人才工程”的必然举措。所谓“找出来”，就是立足农村现状，发掘留在农村的各种“乡贤”，包括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等，这些“乡贤”工作生活在农村，更能为村民们接受和效法，是“新乡贤”的真正主体，他们在促进新农村建设中更能发挥主体作用。这些年来，中央大力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涌现出来的优秀村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遍及各个乡村，这些都是发展乡贤文化的宝贵资源。很多乡村里的“草根”好人，对他们的嘉言懿行往往并不自知，甚至认为自己很平凡、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他们的影响也往往是润物无声的，需要有人去发现、去传扬，这就需要创新农村人才工程思路，发动群众寻贤、举贤、评贤。以遵纪守法、品德良好、为人正派、处事公正、群众公认为基本标准，把群众身边的“能人、好人、热心人”找出来，把这些资源组织起来，让他们释放出光芒，让更多的人看到信念的力量、看到农村的希望。

3、完善政策机制和发展环境，将更多乡贤“用起来”和“留下来”。乡贤是流动的资源，如果乡村不能为乡贤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乡贤们就会离开乡村而去。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乡贤的特长和社会效益，关键是需要把他们“用起来”和“留下来”。为此，要立足本地实际，建立完善“新乡贤”的政策扶持机制和激励机制，切实打好“亲情人脉牌”、“资源优势牌”和“政策优惠牌”，营造适宜乡贤投身乡村建设的发展环境，搭建平台，使不同的乡贤群体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家乡建设及管理中来。在项目建设落户上，要优化乡贤发展环境。实行精准对接，从产业发展、金融信贷、权益保障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鼓励“新乡贤”参与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同等条件下，赋予他们集体资产资源经营处置、土地流转发包等方面的优先权，鼓励和支持他们回乡创业，实现家乡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共赢；在载体平台的提供上，要提升乡贤地位。深化“村两委+乡贤会”和“名誉书记”、“发展顾问”的治理模式，探索建立决策建议“智囊团”、创业致富“导师团”、纠纷调解“和事佬”、乡风文明“督导组”、慈善公益“志愿队”等，定期不定期组织开展各类活动，为其发挥作用提供载体；在生活关爱上，要解决乡贤困难。设立帮扶“乡贤基金”，建立帮扶乡贤工作常态化机制，着力解决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帮扶关爱困难乡贤，逐步形成一批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新乡贤群体。

4、实施“新乡贤”培育工程，使“新乡贤”队伍壮大起来。“新乡贤”不只是发现出来的，更是教育、转化出来的。当前，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乡贤文化和孝道文化，通过“一张榜”展示形象、“一句话”概括事迹、“一块匾”明确荣誉、“一本书”荟萃故事、“一首歌”传递情怀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象化、生动化、人格化，为更多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等反哺乡村鼓与呼，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新乡贤”、支持“新乡贤”、争做“新乡贤”的良好舆论氛围。一是乡贤文化进厅堂，涵育重德家风。以“家风家训”为载体，开辟乡贤孝心榜、爱心榜，把爱国爱乡、报效桑梓等优秀文化引入到“修志修谱续史”等合法的活动之中，让乡贤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二是乡贤文化进课堂、培树崇德学风。以“乡土教育”为载体，把“乡贤文化”带进学校，让“新乡贤”走上讲堂，引导青少年见贤思齐、励志成才；三是乡贤文化进讲堂、引导清明政风。以“道德讲堂”为载体，让“新乡贤”现身说法，让党员干部学乡贤、讲乡贤，通过“照镜子、正衣冠”的实践，着力提升党员干部为新农村建设作贡献的能力，使敬乡贤、学乡贤、当乡贤成为一种风尚。

5、加强对“新乡贤”规范引导，使“新乡贤”的社会“认同度”和“美誉度”高起来。目前“新乡贤”获得的村民满意度还不高，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乡贤”要持久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摆正自身位置，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不负历史使命与百姓重托。新一代乡贤由于大多具有“能人”与村官的身份，这使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社会与经济资源，也拥有了对村级经济政治资源的配置权。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法治与德治、自治与共治的框架内形成良性互动建立配套制度，警惕由于过分注重依靠“能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而忽视对村官的监督与制约，既要防止村“两委”太强势、乡贤理事会太薄弱的现象，也要防止村“两委”对乡贤理事会的治理建议不加思考全盘采纳，使得乡贤理事会越俎代庖，架空党委和政府的村级事务决策权。要加强对乡贤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引导，增强乡贤自律意识，带头遵纪守法。要建立相关评价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乡贤按标准和程序增补，对不符合乡贤标准的按程序取消荣誉，宁缺毋滥，警惕少数道德短板的人渗透到“新乡贤”组织中来，为捞好处充当乡贤圈占资源，仗势欺人、假公济私，避免乡贤变质为村霸的现象出现，使“新乡贤”的社会“认同度”和“美誉度”高起来。（湖北工程学院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  胡泽勇）